![]() |
本栏目:薛范文苑 |
|
|
|
歌 曲 翻 译 的 历 程
|
|
《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第十章
|
|
这里先引用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中国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 “然而, 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 这就是翻译。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 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 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中国最早的译事, 据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大事记”, 有文字记载的, 最早可上溯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 公元7世纪唐贞观年间玄奘对印度佛经的翻译, “把翻译这项工作提到艺术的高度”, “推动盛唐文化的发展”(叶水夫先生语)。 外国文学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当推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的《意拾喻言》(伊索寓言); 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出版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外国小说翻译之先风;据钱钟书先生考证:董恂1865年(同治四年)译朗费罗的《人生颂》, 似乎是最早的诗词翻译的记录。至于歌曲的翻译始于何时?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中国翻译词典》中没有任何记载。该词典中,除了“《国际歌》的汉译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一条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有关“歌曲翻译”的条目。“歌曲翻译”至今仍是不为人们注重的一个领域。 |
|
歌曲翻译始于20世纪初 · 先驱者们在20 ~40年代的开拓
|
|
据音乐学家钱仁康教授所见, 我国翻译外国歌曲开始于清朝末年。据钱教授举证:叶中冷1908年译的美国《飞渡鸠迦》(进军佐治亚)和稍后的佚名译的法国《马赛曲》,还有20年代马君武译的德国《迷娘之歌》和刘半农译的爱尔兰民歌《最后之玫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几首翻译歌曲。 “五四”以后, 西风东渐, 归国留学生、外国侨民、流亡者(例如白俄)和“淘金者”、外国传教士、西洋乐队和歌唱家等开始陆续把西方的音乐和歌曲传入我国。 清朝末叶,废科举,办新学,倡导“学堂歌曲”。当时从事音乐启蒙教育的大多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学堂歌曲的印象极深。以沈心工为例,他在1904~1907年间编印的《学校唱歌》3集,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学堂歌集之一,其中所收入的大多是日本歌调的填词歌曲。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6集,开始选用一部分德、法、英、美的曲调填词——这两种歌集是把外国歌曲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次实践。张秀山1913年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中也有不少外国歌曲。但从当时直到40年代,学堂歌曲所引进的外国作品几乎很少按照原文歌词作译配介绍,多半采用如下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填以中国的古典诗词, 例如: 钱仁康先生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以李白的《长门怨》, 用美国鲁特的《空中乐声》填以刘基的诗, 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潜的《归鸟》, 用英国哈利森的《黄昏来临》填以晏殊的《踏莎行》, 用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填以温庭筠的《更漏子》, 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填以黄遵宪的《今别离》, 用英国莱登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现在我眼前》填以李白的《清平调》, 用意大利乔尔达尼的《我亲爱的》填以韩愈的《履霜操》等等。丰子恺在他1927年编选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 也采用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欧阳修等人的诗篇为外国曲调填词。 另一是采用外国的曲调自行填词。如:赵铭传根据日本《樱花》填词的《远别离》、根据法国《我的诺曼底》填词的《梅花》;刘大白根据贝多芬的《土拨鼠》填词的《卖花女》、根据挪威《昨夜》填词的《静夜》;沈心工根据福斯特的《主人长眠在冷土中》填词的《凯旋》;沈秉廉根据鲁宾什坦的《F调旋律》填词的《春来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可能是被填词最多的一首外国民歌,据钱仁康先生所见,出现于1905~1935年这20年间的填词版本就达16首之多,其中传唱较广的是梁启超的《终业式》、桂轩的《惜春归》和沈心工的《杨柳花》。 为外国曲调填词最有影响首推李叔同(弘一法师)。李叔同既有诗才, 又有乐才, 他所选配的曲子大多来自日本的学堂歌曲, 其中除了日本作品外, 还有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和德国作曲家韦伯的歌剧选曲, 有美国作曲家福斯特、奥德威、海斯等人的通俗歌曲, 还有美、英、德、法等国的儿歌、民歌和圣咏等。例如, 脍炙人口的填词歌曲《送别》和《忆儿时》就分别取自犬童球溪(犬童信藏)填词的《旅愁》和《荒芜的家园》,而这两首的原曲则分别是奥德威作曲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和海斯作曲的《我亲爱的阳光明媚的老家》。 李叔同的填词歌曲散见于当时各种音乐教材和歌曲集以及他1936年出版的《清凉歌集》中。 这一时期, 除了李叔同外,刘大白、刘半农、韦瀚章、李抱忱、许地山、沈心工、沈秉廉、钱仁康等也都有填词歌曲问世。 曾与黄自、应尚能、林声翕、黄友棣等音乐家合作写过300多首的歌词大家韦瀚章, 他在30年代为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慢板乐章填词的《老大徒伤悲》传唱一时。杰出的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在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之际,用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的曲调为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写了填词歌曲《苏州河北岸上的大国旗》。 除了学堂歌曲,较早传入我国的,还有伴随“洋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来的宗教歌曲(圣咏)。据《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的“基督教音乐”条目:“唐德宗建中2年(781年)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颂赞歌曲的歌词。天主教于元代传入中国后一度中断,明末再度传入。明代天主教司铎吴渔山的《墨井集》载有《仰止歌》,是中国17世纪的一首天主教歌曲。新教各宗派在鸦片战争后自英、美和德国传入中国。太平天国的礼拜仪式中所唱的《三一颂》,其曲调即法国教会作曲家L·布尔热瓦所作的《老百篇》(因以《诗篇》第100篇为歌词而得名)”。 此外,据现存的资料记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3年就编选出版了《青年诗歌》。20年代出版的圣咏集有11种,到30年代,又增加了19种,到40年代再增加19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阎述诗编译的《新旧约圣诗集》、李抱忱编的《普天同唱集》、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编订出版的《普天颂赞》、浸会书局选编的《大家唱》等。为译介圣咏歌曲作出贡献的首推刘廷芳和杨荫浏,他们译配的一些圣诞歌曲,现在仍可在世俗音乐会上经常听到。 在20~40年代出版的外国歌曲集也不算少,据现存的资料记载有50多种,最早如1927年出版的、刘半农译的《国外民歌译》、1928年柯政和、张秀山编的《名歌新集》、1930年中华乐社出版的《世界名歌选粹》5册、1932年钱歌川编的《世界名歌选》、1933年梁得所编译的《世界名歌集》3册、同年李抱忱编的《混声合唱曲集》2册和《独唱曲集》1册、柯政和编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3册以及《女声合唱一百曲集》和《混声合唱一百曲集》、1936年沈上达编的《世界名歌一千曲》、同年醒民出版社编的《世界名歌三千曲》4册、1943年李凌、赵风编的《世界名歌选集》、狄润君《世界名歌选》和《西洋歌曲集》、1947年陈原编译的《世界合唱名歌》、陈鹤琴、屠哲梅编译的《世界儿童歌曲》等等。 外国的经典歌曲,最早的是1928年佚名译的《莱茵河畔》可能是希尔歇《罗雷莱》最早的译本。1936年就已经出版了胡宣明译的舒伯特歌曲集。1940年,顾一樵译的《快乐颂》可能是贝多芬《欢乐颂》最早的译本了。1945年吕振中等译的《创造神曲》可能是海顿《创世纪》最早的译本。1948年又出版了廖晓帆译的《舒伯特独唱曲集》。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章德云、徐诚轩合译的莱哈的《风流寡妇》。 在30~40年代译介的外国歌曲,可以查见的还有:青主1930年译的德国民歌《苍苍松树》、丹麦民歌《我现在要出征》等;有许地山译的布拉姆斯的《摇篮曲》、苏格兰民歌《洛蒙湖》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于1933~1937年编辑出版的《音乐教育》月刊(缪天瑞主编),共出刊57期,几乎每期都有翻译歌曲发表,译者署名的有:缪天瑞、华孙、徘徊、程与松、默生、天华等,作品大多为欧美儿歌和民歌。值得一提的是:舒伯特的几首名曲,如《漂泊者的夜歌》、《漂泊者》、《摇篮曲》和《小夜曲》都在1934年各期发表,译者署名默生。舒伯特可能是最早被中国人认识和接受的外国经典作曲家之一了。默生还译了舒曼的《莲花》和《你像一朵花儿》以及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此外,张承谟在40年代也译过不少德国古典歌曲,后来收入钱仁康编的两集《中学歌集》中。 在20年代, 有3首外国歌曲的翻译传播值得大书特书的。它们对我国人民的巨大影响足以载入翻译史册。 第1首是法国的《马赛曲》。1792年,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进入第4个年头。德、奥两国的封建君主和法国的逃亡贵族纠合武装准备入侵法国、镇压革命。此时驻防在法国东部边境的一名工兵中尉鲁热·德·利尔写出了《莱茵军团战歌》,由起义的马赛市义勇军一路高唱着攻入了巴黎,从此这首战歌以《马赛曲》之名传遍全国。1795年,《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 《马赛曲》被译介到我国来最早见于张秀山1913年编的《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译文只有一段歌词,采用古“歌行”体,没有译者署名,据音乐学家钱仁康教授推测:“可能是民国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教育部函请蔡元培、王闿运、张謇、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撰著国歌时所附‘世界国歌译意’中的《马赛曲》译词”。在此以后,译《马赛曲》的不知其数,但大多只译两三段词,并且只作为译诗,不能配谱演唱,如王韬(紫诠)隐括原作几段歌词的内容译成一首七言诗,郑超麟则译成一首《满江红》词。最早全译7段歌词是刘半农,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但他同样是译诗而不是译歌。大约在1928年,《马赛曲》被填词《御侮》,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人将《御侮》改词,取名《抗日歌》。新中国成立后,通常采用的是宫愚译配的《马赛曲》,只译了3段歌词。1979年,钱仁康先生译配出了完整的7段歌词。 正如《马赛曲》在世界各国流传的情况一样,在《国际歌》尚未被译介到我国以前,《马赛曲》在我国的知识阶层中间颇有影响。《国际歌》开始在我国传播以后,《马赛曲》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依旧持续了较长一段时期,直到新中国建国前夕。 第2首是法国歌曲《国际歌》。1871年6月, 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 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写下了《国际工人联盟》一诗, 原诗共有6段。17年后, 即1888年, 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埃尔·狄盖特择其3段歌词为之谱了曲, 随后它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 《国际歌》也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 题目为《劳动歌》, 译者署名“列悲”;与上述几乎同时, 1920年11月, 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也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 译者张逃狱;一年以后, 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 刊出了由耿济之和郑振铎合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传, 李大钊也译过《国际歌》, 但至今未找到译文, 无法确证。但上述几种译文都属于“词”的翻译, 而不是“歌”的翻译。也就是说, 译文没有“入歌”, 是不能配曲歌唱的。 国内最早译词配歌的《国际歌》是1923年由瞿秋白和萧三、陈乔年分别完成的。瞿秋白译配的词曲发表在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上,并亲自写了文字说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和陈乔年根据法文并参照俄译文译配了《国际歌》3段歌词, 随即在留学生中间传唱, 并由他们带回国, 从此流传开来。1925年3月出版的《工人读本》刊载了他们译配的词曲。同年6月的省港大罢工中,罢工工人创办的日刊《工人之路》1925年7月12日第18期上转载了《国际歌》的译词。我们今天高唱的《国际歌》, 基本上也就是根据他们的译词修改定稿的。 对中国人民有着巨大影响的另一首歌曲, 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这首民歌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一位翻译的, 至今无从查考。据老一辈回忆, 早在20年代末, 这首歌就已经出现中文译词, 但与后来传唱的译词完全不同。据知, 《伏尔加船夫曲》迄今为止至少已见过5~6种中译文, 例如, 有个未署明译者的版本唱道: “老天佛爷恩无边, 劳苦还能没有完”;另一种版本: “大家一齐用力拉, 纤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几时方才罢, 筋肉尽晒烈日下” 。显然, 这些只能算作填词, 而不是翻译。 至于目前传唱的译词, 我们同样也查考不到它究竟出于哪一位的译笔。据陈钢教授回忆: “早在1938年, 爸爸(陈歌辛)就和杨帆合作, 在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 译配了《伏尔加船夫曲》和《快乐的风》。” 但陈歌辛夫人和陈钢教授对这一史实也不敢确证, 更无法证实陈歌辛和杨帆的译文是否就是目前传唱的歌词。 《伏尔加船夫曲》原是一首船工号子, 原词中并没有“踏开世界不平路”这样的语句, 显然是译配者的二度创作, 但它非常精确、贴切地体现了原曲的音乐形象和气质。整篇译文、无论在文学意境上、在音律上和词曲结合上都十分出色, 无懈可击, 堪称歌曲译配的典范。 《马赛曲》、《国际歌》和《伏尔加船夫曲》的译者在我国的文艺翻译史上功垂千秋!
苏联歌曲的翻译、介绍应在我国歌曲翻译史上占一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25年大革命时代起, 红色革命根据地内已流传着不少苏联歌曲和其它国家的革命歌曲, 不过当时除了瞿秋白的《国际歌》和《少共近卫师》(即《青年近卫军》)等极个别几首之外, 几乎都是填词, 而不是翻译, 有时, 曲谱也往往加以“中国化”的改动, 这类填词歌曲有:根据俄罗斯革命民歌《我们勇敢去作战》改填的《打龙岗》、《拥护人民政权》;根据革命民歌《送别》改填的《再占遵义城》、《反帝拥苏歌》;根据《红军最强大》改填的《红军歌》;根据《乘风破浪》改装填的《霹雳啪》;根据《你们已英勇牺牲》改填的《悼亡曲》;根据《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改填的《红军进行曲》、《共产主义进行曲》以及后来的学生运动歌曲《光明赞》;根据达维坚柯的军旅歌曲《布琼尼骑兵队》改填的《上前线去》、《会师歌》;根据杰什庚的少先队进行曲《燃烧吧, 营火》填词并改编的《共产儿童团歌》。再有, 根据日本学堂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改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根据波兰民歌《华沙曲》改填的《五一斗争歌》;根据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约翰·布朗的遗体》改填的《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和《团结就是力量》;根据美国歌曲《健儿们前进》改填的《杀敌歌》, 等等。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一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 其中不乏音乐家和通晓俄语或世界语的文学家, 有萧三、沙可夫、曹葆华、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焕之等, 他们译配了不少苏联歌曲, 广泛流传在整个解放区。 同一时期, 留在“孤岛”上海的文艺家们, 也在译介苏联歌曲, 例如姜椿芳、吕骥译配的《祖国进行曲》和塞克(陈凝秋)译配的《快乐的人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首, 至今演唱仍沿用他们的译文。当时, 苏商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 也几乎每期推出一首苏联歌曲, 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陈冰夷)等人翻译。此外, 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它地方, 有赵风译配的《卡秋莎》等。《卡秋莎》是赵风首译, 虽然只译了两段歌词,一直传唱至今。(赵风后来在1949年译的另一首《共青团员之歌》也得到广泛流传。)陈原先生1941年在桂林编译出版的《苏联名歌集》可能是所知的最早的国别歌曲选本了。 如今在传唱的一些名歌, 如《我们是铁匠》、《 我们是红色战士》、《雪球花》、《青年歌》等, 最初都是陈原首先译出的。虽然陈原先生后来不再从事歌曲译介工作, 但他较早地把许许多多优秀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译介给中国人民的这一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步陈原之后,灵珠等人于1943年也在桂林编译出版了《穿上了征衣的女郎——苏联最新抗战歌曲》;同年,歌曲研究社出版了《最新苏联名曲选》。抗战胜利初期以及全国解放前夕,哈尔滨、大连等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和出版社就分别编选出版过5~6种苏联歌曲集,具有一定影响的有李凌编的《喀秋莎——苏联名歌集》、哈尔滨中苏友协编的《苏联歌选》和朱子奇、李焕之编的《苏联歌曲选》。陈歌辛1944年在上海也编过一本《中苏新歌》,解放初期又编选出版过苏联歌曲集,他是其中许多歌曲的配歌者。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6年, 钱仁康编撰的《中学音乐教材》出版, 在这套分为上、中、下3册的教材中, 除了填词歌曲以外, 钱先生翻译介绍了数十首欧美著名民间歌曲和古典歌曲:有的译成古诗词, 如亨德尔的清唱剧《犹大·马加比》第56曲《英雄今日得胜归》等; 而大多则译成语体诗歌, 如: 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和《菩提树》、肖邦的《少女的愿望》、布拉姆斯的《摇篮曲》、爱尔兰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夏威夷民歌《珍重再见》、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等。上述这些名曲最早就是钱先生首译的。 《中学音乐教材》是当时的中学(尤其是上海)较为普遍采用的一份教材,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引导青少年们第一次认识了贝多芬等的许多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 而且在于钱先生是最早对外国歌曲进行有意识地、有选择地、较为系统地翻译和介绍, 还在于在歌曲翻译史上钱先生是最早有意识地从“译词”和“配歌”这一整体立场来从事歌曲译介的一位。钱先生文学功底深厚、音乐造诣精湛、知识结构渊博、治学态度严谨, 他那些无论是古文或是语体歌曲译文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于后来者具有示范意义。他是外国歌曲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 50年代, 钱先生编译出版了《柴科夫斯基独唱歌曲选》和莫差特的《歌剧〈费加罗的结婚〉选曲》;70年代后期翻译发表了56首欧美各国的革命歌曲、工人歌曲和历史歌曲;1981年编译的《各国国歌汇编》和1998年编著的《世界国歌博览》共译配了180多个国家的新旧国歌239首;2001年编译出版《汉译德语传统歌曲荟萃》176首。钱先生50多年来运用英、德、俄等语种译配了约800多首歌曲, 但只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 其余的, 例如, 50年代的100多首俄苏歌曲的译稿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后不知去向。钱先生是位学者,他译介歌曲有定向性。他大部分翻译歌曲多是他学术著作的副产品。
|
|
50年代的繁荣 · 60 ~70年代的沉寂
|
|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百废俱兴。 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率先作出成绩的是在上海出版的《广播歌选》。在上海解放之初,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 《广播歌选》就以活页歌片的形式不定期地发行, 不久, 即改为月刊形式出版。这是当时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种歌曲刊物。《广播歌选》成为月刊后, 几乎每一期都有外国歌曲发表, 主要是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 偶有朝鲜及东欧国家的歌曲。《广播歌选》不仅主动组织译者和音乐工作者译配外国歌曲, 而且也经常选登各方投来的译稿, 像《小路》、《有谁知道他呢》、《海港之夜》、《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列宁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 最初都是在《广播歌选》上首发, 并由广播乐团在电台中教唱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后以译介世界各国歌曲为主业的薛范,就是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迈出第一步的。1956年, 《广播歌选》以副刊的形式编辑出版了《印度电影歌曲选》, 收入了影片《流浪者》和《两亩地》的大部分插曲, 译者为孟广钧、慕容婉儿, 记谱配歌者有徐徐、银力康、乔伦和薛范。歌集中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