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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汪川走来的民族歌手

东乡六中2019-06-15 06:53:35



前 记这是23年前我和我的同事王淑兰大姐合作的一篇采访,要不是昨天 参加“诗画人生—汪玉良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活动,还真有些遗忘了。经与王姐同意,在此发布。虽然稚嫩的思想和不熟练的笔法尽显其中,但也是我们走过来的脚印。随后将发出新作《诗画人生路,往年情谊深》,以祝贺汪老从事诗画70年。


    从唐汪川走来的民族歌手

      ——访东乡族第一位诗人汪玉良

                      马进祥 王淑兰

 

  约好拜会著名诗人、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汪玉良,是在初春的一个午后。那天阳光明媚,他的并不宽展的客厅里很清静。诗人微笑着和我们面对面坐着,显得慈祥而亲切。在我们这些曾或多或少做过文学梦的年轻人的心目中,汪玉良是心中尊敬和仰慕的师长。

  我们知道,东乡族是我省独有的一个民族,人口约37万。汪玉良老师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东乡族第一个卓有成绩的诗人。30多年来,他出版了5本诗集,他的长篇叙事诗《米拉尕海》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1989年被聘为文学创作一级职称。

  大概是因为10多年来交往的缘故,抑或是诗人原本坦诚难饰,汪玉良老师一见到我们,就掏出了他的心里话:

  “这些年,尽管诗坛上有人在嘲笑,在说风凉话,但我还是要当唱颂歌的诗人,为党和人民歌唱,我初衷不变!”停了停,诗人话锋一转:“当然,年轻人接受新潮,在诗中表现自我,我也不反对,应当是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百花齐放吧。但我们这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老共产党员,打心眼里感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亲,所以情之所至,还是要唱颂歌的。因为我不会忘记我和我的民族一起从黑暗走向黎明的历程。”

 谈到这里,诗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们这才想起,和汪老师交往这么多年,只读他的诗,而对他的出身和过去的经历却知之甚少。于是,请汪老师给我们讲了他的童年以及他走向诗坛的经过。

  汪玉良老师1933年11月出生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乡一个东乡族贫农的家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度过了苦难的童年。3岁时,国民政府抓壮丁,他父亲跑了,不知追了多少里,最后在一群兵痞的驱赶下,到了无路可走在的时候,一头扎进洮河,抓兵的在岸上打枪,而他父亲凭着从小在洮河里玩大的良好水性,一口气游到了永靖,真可谓死里逃生。

  父亲为逃兵役不敢回家,躲到阿干镇煤窑中给人家背煤,后来挣了点盘缠后,流落到到处流浪打工,他家里的人却不知音信,以为他早就不在人世了。4年后,他父亲托人给家里捎了个口信,家人才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不足7岁的汪玉良跟着母亲,牵着唯一的家产——一头毛驴,一步步找到父亲。后全家又逃难到兰州,父亲给一个皮匠当帮手,给人补鞋。

  他父亲因为在以前还跟着别人淘过金,闯荡过世界。在阿干镇挖煤那阵子他父亲和工友们跟前又认下了些汉字,能啃旧小说.….

  这段苦难的生活和奇特的经历,使汪玉良老师的父亲认识到东乡人之所以这么苦,全都因为没文化,于是他下决心要送儿子进学堂,不管生活多苦,也要让孩子们念书!

  幸运的汪玉良得到了念书的机会,他非常珍惜。在兰州小西湖读书时,家里日子艰苦,父亲靠补鞋拉扯全家人。不足10岁的汪玉良一边读书,一边给人打小工,还挑着水桶卖水、帮着修鞋。父亲曾经希望儿子长大学成一个画匠(家)或是记者;前者受人尊敬,后者可以揭露黑暗的社会,为穷人说话和撑腰。

  正当父亲为他设计人生蓝图的时候,解放兰州的炮声打响了!整个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当时还在上初中的汪玉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随手写了两首欢庆解放的“花儿”并寄给《甘肃日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发表了。两首“花儿”变成铅字,对他改变志愿,立志文学事业起了关键的作用。

  汪玉良老师深情地回忆道:“解放以后,我再用不着挑水补鞋打小工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当时,少数民族学生不但免费上学,还每月发给助学金,使我这个逃难者的孩子获得了新生。”



  听到这里,不由使我们联想到他的一首礼赞诗:


         正当我在漆黑的路上迷悯,

         猛然,听到了大地的震荡!

         真理在宣判旧世界的灭亡

         东乡人再用不着四处躲藏!


  这是他们这个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党的雨露哺育下,汪玉良,这位东乡族穷人的孩子上完中学又上大学,加入了共青团,又加入了共产党。

 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军打过仗,后来一直在省级机关工作,这期间他的业余文学创作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他在回忆他的文学创作时说:

“和许多解放后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少数民族作者相似,我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党把我从一个苦难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没有党慈母般的爱抚,很难想象我的一生怎样度过。我是幸运的,解放后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我在50年代后期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李季、闻捷这样著名作家的热情的帮助。在许多曾经培育过我的汉族作家、编辑身上,我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要把生活中感受到的一切,凝成真挚的诗句抒发出来,表达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的爱恋。”

 他的一往情深,从笔尖涌出落到了稿纸上,化成了美丽的诗句:


      啊,我是一个小小民族的歌手,

      是党用母亲的乳注把我哺养;

      纵然我一旦死去,我的诗歌,

      也要紧紧偎在祖国的胸口跳荡。


  在诗歌的艺术化追求的道路中,因为使人吸取了本民族民歌的格律和语言,进而探索歌谣体诗歌创作的新途径,使他的诗别具特色,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他描绘改革开放后东乡族人民生活,展现东乡人独特绚丽的民俗风情。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在洮河的惊涛骇浪中挥浆腾飞的筏子客,看到了东乡山坡上种洋芋的乡民,看到了唐汪川稠密的杏林……

 汪玉良老师除了诗歌创作外,兼及小说、评论,迄今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近千篇,约200万字,除5本已出版的诗集外,他与人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爱神?神?》,他的长诗《阿娜》选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他的作品还被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在《中国文艺年签》、《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著作中对他都有论述和评介。对外杂志《中国建设》对他也曾作过专题报道介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以专访形式用38种语言向国外介绍了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成果。

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咸辉祝贺汪玉良获“甘肃省文艺终生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身为省文联副主席,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社会活动上,到处奔走呼号,为甘肃的文学事业,为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贡献。

在普通人眼里,他官至厅局级,全国有名诗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人的一生,这就算是所谓的功成名就,生而无憾了。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不随意的心事时,他却神情严肃地说:

“我们这代人对自己的民族欠着一份债。我常常被这份债压得心情十分沉重。不论我的作品水平高低,但东乡族书情十分沉重。不论我的作品水平高低,但东乡族书面文学是从我们这代人才开始的。我被称为‘东乡族第一位诗人’,这个说法准不准,我不能下结论。但把上千年的历史压在身上是够沉重的。惭愧的是我力不从心,我是一个天资愚钝的人。多年来我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但这种文学形式很难细致地反映这个弱小民族的全貌,我力图用小说的形式反映东乡族的生活画卷,我已经写了三四十万字了,力求在我的晚年将这部书写成,也算是对我的民族尽一份责任,交一份答卷……

“家乡难回。我一想起家乡父老那慈祥而宽容的期待,我就越感到自己愧对乡亲,愧对生我养我的土地和民族。家乡的生活现在还很困难,我是个文化人,对家乡对父老尽不到一些具体的责任,帮不上一点实际的忙,连对他们提出的比如拉个电呀、修条路呀,解决饮水等一些并不过份的要求,我也难于满足。这使我深感不安。所以我把全部心血倾注到这部书上,就算是我作为一个文化人对养育我培养我的母族和故土的一个报答吧!”

从汪玉良老师的谈话中,我们深深感到了这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诗人对故土、对自己民族的眷恋,尤其是他对自己民族的这份责任感令人敬佩。

临别,我们真诚地祝愿他晚年生活幸福,企盼他正在写作中的这部东乡族题材的长篇鸿著早日问!


原载甘肃省委《党的建设》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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