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歌音乐网络社区

“非遗”保护与“集成”编撰

音乐研究2018-05-15 14:34:25




自2000年我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递交“昆曲”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报告以来,至今刚好是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们已经很习惯地称这一文化事项为“非遗”保护工程,甚或也有人称它为“非遗保护运动”。


如果我们把“非遗”保护放到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展的有关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调查、记录、整理、保护、抢救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量,即可发现这项工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同一文化战略、文化政策的延续,或者是它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选择这样的观察、思考角度,一方面便于我们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对待传统文化艺术遗产政策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各历史阶段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进行比较,以此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依照六十余年间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内容重点,我习惯上将它们划分为:


第一阶段(1949—1963年),分省、市、区的全国性民间音乐普查、记录、整理;1962年,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三家联合发出编撰《中国民歌集成》公文,后因“四清”“文革”事起而半途停止。


第二阶段(1979—2009年),分省、市、区编撰全国性“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主管部门为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协;除了个别卷本外,至2009年12月几近全部公开出版。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全国性的“非遗”保护正式启动;主管部门为文化部,另有财政部、国家民委、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八部委协理。


鉴于“集成”编撰的规模、深度、广度、丰硕成果和历史影响,我本人主张以“集成”为轴做历史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为“前集成时代”,第二阶段称“集成时代”,第三阶段称“后集成时代”或“非遗”保护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天华、杨荫浏等人对京冀、苏南地区民间音乐的记录整理,三四十年代延安“鲁艺”师生对陕、甘、宁地区民间音乐的记录整理,皆有开创性意义,但因为是个别的、局部的,故仍以1949年以后为该历史阶段之起始。


就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任务的性质而言,前两个阶段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文艺的现代整理”,后一阶段为“中国传统文艺的现代传承与保护”。


为什么要强调“现代”?


我们都知道,早在先秦时代,富有民族文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先民就开始了“史”(《左传》)与“书”(《尚书》)的记录整理。此后,陆续又有以“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为代表的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所以说,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已经是中华民族坚持了数千年的一个优秀传统。但就其整理方法、目的、手段而言,它们应该属于“古典的”和“传统的”整理方法。特别是对于音乐文献的记录整理而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


以音乐类而言,历代文献中的“艺文志”“礼乐志”“律历志”“乐志”“律志”“音乐志”等,包括了丰富的内容,但多半是宫廷贵族音乐的祭祀、典礼制度、用乐、曲目等,很少有民间音乐的信息;即使提到歌曲之类,也仅有曲目、唱词而无乐谱。明清以降,留下不少琴谱、昆曲谱,但有关民歌、地方戏、曲艺、歌舞等曲谱文献,仍然少之又少。因此,无论是内容还是记录手段,我们只能将它们归之于“传统”的文化整理。


相反,将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的民族音乐采录活动归之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整理”,是因为这半个多世纪的记录、采集、整理是在现代学科理念的指导下,运用音乐学专业的观念、方法、技术手段来获得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例如,“集成”编撰提出的“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九字方针,每一种“集成”文本均须做到“谱、文、图、表、音、像”齐备。如此,一方面继承中国“方志”编纂传统,一方面吸收西方人文学科的观念方法,使它成为可以全面反映当代各类传统音乐遗存全貌并传之久远的文化宝典。历史已经证明,2009年基本出齐的296卷“集成志书”,是一部前无古人的涵盖中国56个民族民间文化的总集,是以“书写”(文字、乐谱、图片等)方式保存、传世的一笔无可比拟的巨大遗产。


同样,强调“非遗”传承、保护的“现代性”,也是因为在50年代以前,民间文化、民间音乐的传承、保护,主要依靠“口传”方式,上辈传下辈,师傅教徒弟,借助民间习俗、信仰、仪式以及农耕生产方式的“惯性”代代沿袭,我们称之为“自然传承”。并且,伴随“自然传承”之优势,这些民间文化、音乐品种也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民间文艺所依存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乃至日渐消失,以及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日益普及,“自然传承”“自我保护”也再无法不断延续。因此,“传承”“保护”也在适应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的前提下,需要重新寻求传承、保护的思路、方式和手段。个人认为,这恰恰就是今天进行“非遗”保护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故此,在基本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整理”之后,着手考虑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保护”,也就合乎时宜、顺乎情理了。


历史本身也确实顺应了它的某种必然性。当“集成志书”于2000年前后接近“收尾”之际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也于同一年进入国人视野。如果说,“集成”编撰是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的,那“非遗”保护却是先“由外而内”,再“由下而上”。而且,从始至终,“非遗”都与“外”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一批又一批价值甚高的“非遗”项目须得到国际的认可,方可进入“人类‘非遗’”的名册。


如本文开始所言,时至今日,“非遗”保护已经进行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非遗”与“集成”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联系?本人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民歌集成》近二十部各省卷的全国编审任务,又于2005年任文化部“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在前后三十年的参与中有不少个人体验与感受,在这里讲几点,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非遗”保护取得了哪些成绩?

这是大家都了解的,我在这里就不细谈了,只简单罗列以下几笔大宗:


1.在相关专家的参与下,正式公布了“非遗”的类别(共10类)、级别以及类、级的标准等。


2.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非遗”普查活动,以便全面了解各类“非遗”项目的生存现状。


3.确认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作名录项目”,并于2006年开始逐批审定,逐批公布;“四级”相加,约有万余项;其中,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类非遗”项目即达三十多项,音乐类包括昆曲、古琴、维吾尔族木卡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马头琴、西安鼓乐、福建南音、侗族大歌、广东粤剧以及甘、青、宁、新“花儿”等多项。


4.通过逐级申报,先后认定了各级代表作项目的传人,力争将已经认定的代表作项目的传承落实到人。


5.在前几项工作的基础上,于2008年前后陆续确认了几个民间文化生态较好的区域,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如“闽南”“徽州”“嘎贡艺术”“陕北民间文化”,等等,以对“整体性保护”进行探索。


6.与“非遗”保护全面推进的同时,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论著,如调查报告、专题论述、硕博士论文、“遗产学”研究、系列丛书等,为“非遗”保护的纵深发展发挥了作用。


7. 2011年2月2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对于“非遗”保护而言,其长远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二、实施十数年后存在的问题

与东西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对于“非遗”的“现代保护”起步较晚。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韩国先后就“无形文化财”保护立法(日本于1950年,韩国于1962年);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也予大力推进,意大利的口号“房子和人一起保护”,更是通俗而又有深意的表达。或许是缺乏足够的学术准备,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国情特殊,虽然在短短十五年里我们做出上引那么多成绩,但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样不少。我也尝试着列出以下几条:


1.在认定四级保护项目上求快而未求稳。在评定第一批国家级项目时,专家委员会把关较严,所批准的项目绝大多数符合预先规定的相关条件。但自第二批开始,由于申报数量大,给评选带来某种“压力”,结果使“闸口”放开放宽,一些不够条件的项目也随之进入。这样做也影响到省级、市级的评选,致使目前数量达到万余,不仅“非遗”保护工作的严肃性、神圣性受到影响,也减损了全社会对诸遗产项目应有的尊重。


2.普查工作粗而不细。“非遗”项目的普查,原来是为了摸清各类民间文艺品种的生存状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并为项目“申报”提供扎实的资料。但到了具体开展的阶段之后,有些地方敷衍塞责走过场。本人于2009年冬季受命“督察”一些地方时,有机会去了几个省、市,一些县、市放在“普查”档案柜里的资料,竟然是多年以前“集成”的资料谱本;所谓“数据库”,有的也是空空如也。其工作之粗率,可见一斑。


3.功利倾向明显。“非遗”保护原本是出于文化的自识、自珍、自觉、自爱,需要从长计议、不断摸索经验的一项文化事业,但受到近十余年来全社会浮躁之风、功利之心的影响,“非遗”保护中“重申报,轻保护”、把项目获批当做为官之“政绩”的作风,却十分严重。以致成为“非遗”保护向纵深发展的一大障碍。


4.实施过程中的盲目性。或许是因为这项工作启动是“由外而内”,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或许是因为我们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浩浩荡荡“非遗”保护运动之后,除了我们在前面罗列的那些成绩以外,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也即“非遗”究竟如何“保护”和“保护什么”的问题,无论是政策制定者、推行者,还是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传承者,我认为仍然是个模糊的、不清晰的、有待花大力气深入探讨的问题。应不应该说,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一问题上有某种“盲目性”呢?国家投入的人力、财力越来越大,但“非遗”保护的收效究竟如何?我们要不要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呢?这仅是个人愚见,是否符合实情,还请各地同行明断。


三、“非遗”保护与“集成”编撰

我在前面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两者是有关系的,而且很紧密,它们是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两个各有侧重的阶段。“集成”重在整理,“非遗”重在保护。但“整理”也是一种保护,只是它采取“书写”记录的方式;而保护也有“整理”的意义,具体地说,建立“四级”项目名录、“四级”传承人名录,同样是一种现代性“文化整理”。而两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共性,即它们都是为了传承。只是“集成”为“书写”“典籍”式文化传承,“非遗”则主要靠人的行为进行所谓“活态传承”。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说的好:“传统是在不断阐释中存在的。经过阐释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借用余先生的看法,“集成”也好,“非遗”保护也好,其实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阐释。“集成”用文、图、谱等形式,“非遗”保护旨在努力创造民间社会的宽松环境,提供民间传人各种“口传”条件,希望他们用“原生性”的传承方式,把本地区、本品种传给下一代。这同样是“对当地文化持有者”(马林诺斯基语)所保留下来的某种传统文化的一种阐释。因为他们在口传时既遵循“原样”,又有所变化,如此阐释,才使这种“传统”富有生命的活力。所以,就对传统的阐释而言,集成与“非遗”保护,“媒介”不同,目的一致,一静一动,各尽其职。


还须指出,“集成”曾于2009举行了一次颇为隆重的总结表彰会议,并正式宣布:除个别卷仍需做最后的校审外,编撰工作全部结束。距离“两部委一会”(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文件的1979年,刚好是30年,它以“文化长城”之誉最终“立”于中国典籍之林。然而,如此浩大的“文化叙事”绝不会戛然而止。所以,我于2010年撰写长文《后集成时代的中国民间音乐》时曾明确指出,将有一个“后集成时代”翩翩而来。


所谓“后集成时代”,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限于集成的容量及其典籍性质,一定还有很多价值不低的民间艺术“遗珠”未被编入,同时也会在音乐学术研究上引出许多新的专题,供人们继续探究。这一点,被近期的很多出版物证实了。仅以陕西为例,就有原陕西民歌集成编委会成员霍向贵连续编出《陕北民歌大全》《榆林小曲》《陕北风俗民歌》,申飞雪先生编撰的《白云山道教音乐》,郭侯绪先生编撰的《陕北府谷二人台音乐》(上下卷)以及刘汉铭编著的《清涧道情音乐》,刘晓芬、刘光朗编著的《镇巴渔鼓》等。它们的容量,均为“集成”收编同类曲目的三倍、四倍甚或更多。另如甘肃王沛编纂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组织多位学者编纂的《江南丝竹音乐大成》等,都属于“后集成时代”的新成果。仔细搜罗,可能已有百数十种之巨。至于围绕“集成”而展开的音乐学研究,可以说专题性的、学科性的、图录性的、数字化典藏、音像专辑、声学研究的各类成果,正方兴未艾、接踵而出。毫无疑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呼唤的“集成学”,到了“后集成时代”才刚刚开场。所以我要用大一点声音说:宏伟的“集成”编撰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将有很多可为之事。


其二,“后集成”时代不会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自有其深刻的内涵。特别是在活态资料的积累、学术研究的延伸方面,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例如,自2009年开始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节日志”,既是有关这一民俗活动“口传”与文献的信息的一次历史性汇总,成为“集成”中有关节日记录的全面补充,又在专题性、学术性方面大大超越“集成”的视野,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整理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当然,“后集成时代”所开展的项目,肯定不会像当年那样仅仅做整理记录的工作,而一定会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相结合,增添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绝不能认为,“非遗”保护的开始,就意味着“集成”的结束,更不能认为“非遗”与“集成”没有关系,人为地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类似的做法,甚至被有些学者批评为“狗熊掰棒子,掰了一个扔一个”。相反,“非遗”与“集成”,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是交织衔接的,而且在工作任务、目标方面也有相当多的一致性。为此,我们应该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充分肯定“集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讳言它在当时条件下所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应该从“非遗”保护的角度,仔细研究“集成”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集成”文献中有什么能够为“非遗”保护所用?这是因为,目前认定的“四级”保护项目,几乎都是在编撰“集成”时已经记录、整理入册的;目前评出的四级“传承人”,也有很多是当时的考察对象以及他们的后一辈。总之,站在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非遗”与“集成”的共性,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基础和导引,才是“非遗”保护的正道。“忘记”肯定不对,人为割裂、丢弃更加不应该。


四、“非遗”到底保护什么?

“非遗”的价值在哪里?我的初步看法是,它们通过民间社会的民俗、宗教信仰、节日庆典、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为全民族创造并保留下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各具民族、地域特点的各种文艺体裁和品种。这些传统文艺体裁和品种,不仅蕴含了高度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然而,由于近半个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现代生活方式进入千家万户,因此,传统生产、生活的原貌发生了我们未能料及的变化。自然也让一向直接依托于传统生产、生活的民间文艺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其衰微乃至濒临凋敝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向,也给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带来很大的冲击。


面对全球愈演愈烈的这种“传统文化现代遭遇”,一向关注民间艺术命运的国家、部门、个人,最终于20世纪末提出了“非遗”保护的强烈呼唤,并于近十余年全面推进:除了颁布一系列“公约”“宣言”,又以评选“代表作”的方式加以强化。其根本目标,是对那些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命力越来越弱甚至到了“濒危”的人类“非遗”采取可行措施加以保护。


于是,“非遗”究竟保护什么?如何保护?就成为问题的核心。


对此,大家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答案,而且这些年也已经有了各式各样“保护”措施的实践。可行与否?有效性怎样?都还需要继续观察或由实践自身来证明。我想在这里提出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我们所要保护的,首先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民间生活。有了这样的民间生活,原本在此生活中传承的“非遗”才会如鱼得水、自在生存。一些“非遗”项目为什么无法传承了?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了。我们无法阻止人们不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但我们至少能做到尊重人们对于生活的自由选择,也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而不应该动辄就限制他们的爱好、信仰,甚至横加干涉、指责。事实上,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以往人为的干扰,很多原在城市里传承的“非遗”,已经节节萎缩、步步为营,只能在郊县见得到;而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又只能在乡下或更偏远的山区才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称之为“原生”的民间艺术。所以,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保持一定的传统特色,也就成为传统文化“良性”传承的一个先决条件。


2.有了以上的前提,我们还应该保护传统文化固有的传承方式,这一点尤为重要。如前文所指,目前保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非遗”品种,都离不开“口传”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在“书写”教育、“书写文化”遍布全社会以后,早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了。除了在乡村、城镇的某个民间乐班偶尔碰见此种传承方式外,实在是少之又少了。窃以为,这是传统文化、民间音乐之所以式微的根本原因。本质上讲,“非遗”的生存、“非遗”的特色及其价值,是与“口传”方式相依相存的,没有了后者,也就没有了前者。看不到这一点,“非遗”的保护就成了纸上谈兵。我们都知道,民间学习器乐演奏时,首先要学“韵谱”,只有跟老师反复韵唱以后,才可以触摸要学的乐器。为什么?因为通过“韵谱”不仅学会曲调,还可以体会韵味。这样的口头传授,最惊人的结果是,一旦学会了就可以终生不忘。我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冀中某笙管乐社的一位鼓师,他的父亲曾于20世纪40年代为乐社留下一份包括11套大曲的手抄谱(工尺谱),1998年村里一位爱好者眼看老谱损坏严重,老鼓师身体也越来越差,这位爱好者就将老鼓师请到自己家里,请他按五十年前的老谱再“抄”一份。前后五天,将近一百多页的11套大曲全部“抄”完。一年后,鼓师去世,新谱保留至今。我曾多次见到这份新的手抄谱。但我一直以为,老鼓师是照着他父亲的谱字逐首抄写的。谁知到近日再提及这件事情时,这位爱好者告诉我,当年(1998)老鼓师完全是凭靠“记忆”写下的。“抄”新谱离他学习“音乐”已经五十多年,他却可以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不是他的脑子好,而是“口传”这种传承方法的可贵、可敬。它再次证明,口头传承是学习民间音乐的根本方法,也同样是“非遗”保护的最重要的对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首先保护“非遗”的传承手段和方式,然后才会实现“非遗”的保护。


以上几点,仅是自己三十多年来参加“集成”编撰和“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些体会,不妥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同行、朋友批评指正。


作者附言:本文原为2014年沈阳音乐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后来又曾在某些高校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经几次修改补充后正式写成此稿。


封面及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全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版权所有,若有媒体或者其他机构转载,请联系《音乐研究》编辑部取得授权,违者必究。


Copyright © 壮族民歌音乐网络社区@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