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民歌音乐网络社区

艾克奇:《陕北民歌大全》留给我的怀想丨今日头条

陕北民歌2018-07-01 14:20:11

▲题图:郭胜利 油画作品《岁月系列83》146×114cm 2011

文 艾克奇 


今年春节,市文化文物局副局长辛建华同志送我一套《陕北民歌大全》。我高兴得一夜合不上眼,兴奋得流出了热泪,心情犹如奔腾的巨浪、汹涌澎湃、经久不息。


我如获至宝,不,对我来说是至宝中的至宝。我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光亮的封皮,随手也就打开翻看着里边的内容。


翻过扉页,看见的是本《大全》编辑委员会的名单,有顾问、主任、委员等名字二十人。这里面我只知道几个,大部分不认识。但跳在我眼里的是主编:霍向贵几个字。


我感谢我们的霍向贵老师。我知道,应该是他老人家执笔主编这本书的。因为,陕北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占有这么大量的资料 。只有他能,也只有他有。就是说,没有霍向贵老师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本书。没有霍向贵老师的精心整理,也就无法谈及这本书。是霍向贵老师给了这本书以生命,是霍向贵老师向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奉献的一件精神瑰宝。


此书里的歌曲是从5600余首中筛选出来的,全书选录了1427首民歌,除延安地区的646首外, 其余881首都是榆林地区的,占全书的62%左右。所选歌曲大都有代表性好,是完全可以代表陕北地区民歌风貌的。作为一套全书来说,算得上是合格的、上乘的、完整的。


我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看。翻看着着我所熟悉的歌,翻看着我所采录过的歌,翻看着我所记过的谱,翻看着我所填写的词……翻着翻着,我不由得回忆起当年我们收集整理陕北民歌的全过程……


我至始至终地参加了当年的《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榆林地区选送稿》(即榆林分卷)的收集整理的全部工程。这套书中所刊登的歌,有一半以上是在1979- 1980年收集整理的。而真正启动的时间是1980年的夏季,因为1979年的冬季,我和霍向贵老师同时在西安参加“陕西省群众文艺调演大会”。


当年的民间艺术演出高潮迭起、余韵未尽 。79年冬季,我们在榆林师专排练了一个月的节目,又在西安参赛演出了一个月。当时是地区文化局局长尚爱仁带队,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高万舫负责排练兼领队。霍向贵老师负责音乐编排;我负责刻印剧本及字幕制作和映放的。请兰州战斗文工团的霍向东为我们排练节目。我们在省上演出的节目有马淑萍、马小玲等人的霸王鞭,六六旦李增恒的踢场子,12岁的屈增明男扮女装和王向荣一起演二人台《兄妹赶集》,七十高龄的晋文华的唢呐独奏,以及二人台小戏《姑嫂挑菜》,大场腰鼓《战鼓催春》等节目。演出生动活泼、优雅热烈,深受省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第二年,即80年春节,全体演员在地区集中,向领导进行了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进行了评奖,我当时被评了二等奖,奖金60元。


演出全部结束后,我请来了当时的演员:府谷的杨榆霞和佳县的高旭来等四名演员来子洲为我县排练节目,我县基本上把上省演出的节目搬上了我们子洲的舞台,在我县三干会上进行了演出。当时的宣传部长张维荣验收了我们的节目。在这次演出中,杜华扮演踢场子中的新娘、刘艳萍等演“霸王鞭”、我和曹清华演“跑驴”、张子洲、栾子宏等演腰鼓“战鼓催春”。我同时指挥乐队,现在任市艺术团书记的景统玉、团长朱维尚等几人当时都是我乐队的演奏员。我们的演出很成功。


这年春季,我文化馆还组织了音乐学习班和舞蹈训练班,达半月之久。


记得1980年的夏初,我县文化馆馆长马凤山从榆林开会回来,传达了地区的精神 ,要求挖掘、收集、采录、整理民间歌曲,完成民歌集成工作。当时,各县文化馆都很困难,还没有像样的录音机,整理工作只靠音乐干部走下去,用笔记录。下乡工具只是一辆自行车、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


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吃住都在老乡家。每走到一个村子,首先打问村里的伞头。一般来说,村里会唱秧歌的伞头一般都能唱上几首民歌。再通过伞头,介绍村里会唱民歌的艺人。记得一次,为了让一个姓杜的老婆婆给我唱歌,我顶着烈日骑车赶到她家,口干舌燥地央告了好半天,她还说不会,不给我唱。我就帮他生火、烧水、拉风箱。她总算答应给我唱,可刚唱了一首的两段词,她儿子回来了,就不让她唱了。我说了好多好话,她儿子还是不听,我只得走人。还有一次,我骑车走到一个村里,听说我要找的人上山锄地去了,我就在他家扛了张锄头,找到地里,帮他锄完地,他才给我唱了两首,还都是熟歌。


按照当时地区要求,各县都要报送艺人演唱的录音磁带。为了赶时间,我们文化馆买了三部砖头录音机,当时县文教局又在剧团和中学抽调了张勇、续甫雄、余永富、郭家春4人,分三路,10天赶回。我带了一部砖头录音机,走的是南川一线,听说民歌手刘富荣会唱很多民歌和酒曲,只要喝上几口酒,就有唱不完的民歌。我就在老君殿镇上买了酒菜,叫了几个当地会唱会喝的人,凑在一起划拳、喝酒、唱曲,热闹非常。我当时录了一些酒曲,但吵声太大。第二天,我把他们找到一个安静的窑里,录了一整天。刘富荣说他的师傅高忠山会唱更多的民歌,说高能把他养父高老麻的大套曲“审录”,用九腔十八调,至始至终唱完全部的故事情节。我找到了高忠山,他给我唱了近两小时的歌。我非常惊讶这个当年已七十多岁、又是文盲的老艺人,能把那么生僻、古怪的词句一字不漏地传唱下来,真是不简单,真有些不可思议,三路人马回来后,都把磁带交到我手上,包括我采录的,共计16盘。每盘A、B两面、120分钟。所录民歌2000余首。


采录工作完成后,就是案头工作了。我就开始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记谱、记词和整理。我趴在桌前,左手不停地按压录音机的键,右手不停地记谱和记词。即要把所有的声音变成钢笔线条,落到纸上。


这是一项劳累而复杂的工作。要胜任这一工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 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深知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愿意为抢救、传承民间文化艺术献身。我是文化馆的专职音乐干部,这是我份内的工作,我是义不容辞的。


第二、 听觉要灵敏


当时,一台日本进口的松下录音机价值2000多元,而砖头国产录音机不到30元。 当时砖头录音机的录音效果很差,所录声音失真、电流轰鸣声很大,加上录音时周围人的吵杂声,没有好的听力,是根本无法听清唱词和曲调的。


第三、 要熟悉所录艺人的地方语言语音


我县南川和西川的语音大有不同,南川口音是清涧、子长口音,他们把汉语拼音“z、c、s”都读作“j、q、x”,我曾把“船曲”中的“妙常女”记作“苗常玉”。就西川上川和下川的语言区别也很大。如上川把“骡”读作lei,而下川则读len;上川把“车”读作chei,而下川读作chen ,这些必须熟悉才能辨析清艺人们在唱些什么。


第四、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素质


因为有好大一部分艺人是没有文化的,他们有时连自己唱得词是什么意思都说不清。有好些是经过文人手笔作出来的,他们只是学师傅口头传授的。记录者是不可能再回乡下去和艺人们对口形的。特别是传统民歌,象“叹五更”“ 谯楼初鼓咚”“进兰房”等。歌词都是很文雅的。还有“画扇面”、“五连厢”“珍珠倒卷帘”等,歌词中有好些民间故事和典故,不懂这些就无法记录。


第五、要有坚实的乐理基础


这是最基本功,特别对简谱的记录要非常熟练。只有过硬的音乐基本功,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民歌记录中,最大的难度就是音乐的节奏问题。艺人们演唱是不会按2/4或3/4的方整节奏去演唱的。记录时必须按艺人们原唱节奏来记。我当时记谱的水平还算可以,能把1/4拍子和1/8拍子的歌很清楚的区分开,可以把每个音符上偏高或偏低的变化音清楚地标记出来。


我生性能烦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辛苦、也坐得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这一阶段的工作煞是辛苦。吃饭已经成了负担。那时候人们生活的都很苦。我们文化馆的干部都是自己做饭吃,也就是些蒸洋芋、熬白菜、钱钱饭,玉米馍。我常和张俊谊相互取笑说“吃粗粮、买贱菜、汤水全完;食量大、盼开会、混个肚圆”。由于一头钻进录音机里,少不得等到肚子饿得不行了,才去吃饭,这时锅里的饭常常糊了。那时的人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知道生活享受。只有工作好,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两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很明显地消瘦了许多。


经过筛选和整理,我把我纪录的好几百首民歌用工整的字迹抄写出来,连同录音带一并送交地区集成办霍向贵老师处。


1980年初冬,我被地区集成办抽调到榆林,去完成《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榆林分卷》,并要求自带录音机,我才央告单位,花了600余元,买了一部单声道“三洋”牌录音机。


抽调到地区集中完成分卷的人员有三个:我和佳县文化馆的申飞雪,靖边县文化馆的李智。我和申飞雪都是绥德师范六八级学生,当时霍向贵老师是我们的音乐教师。他知道我俩吹、拉、弹、唱皆能,还写过不少歌曲。


我们三人就住在原地区招待所的中楼二层,地区艺术馆为我们包了三个房间。我们三人是在霍老师的指挥下工作的,同时陆续接收各县送来的录音带。霍老师首先把各县送来的带子全部倒录到另外的空带上,然后把原来的带子送还各县。接着,他把每盘带子听过后,按音乐和曲调进行归类筛选。然后把选出的带子分别交到我们三人手中。每个县都有十多盘,全区有二百余盘带子。我、飞雪、李智三人的任务是把霍向贵老师交给我们的磁带上的歌词和音乐全部记录到纸上。这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程。


我们就这样机械的工作着,左手不停地按着录音机上的键子,右手不停地抄写着,我们不分白天和晚上地记录着,没有礼拜天和休假日。


我们相互交流、相互检验、相互研究。


我们脑海里只有音符、歌词和艺人们的声音。


连做梦和走路,眼前也好像浮现着的是跳动的音符。 


我们几乎熟悉了每个县比较有名的艺人们的声音和歌唱技巧。我们几乎熟悉了每个县的演唱风格和音乐特色。


李智夸赞子洲刘富荣的音色甜美;我说府谷柴根的声音宏亮;飞雪说子洲的呼茂才唱得有声有色、委婉动听;大家都说绥德的李治文唱得才正宗,还说府谷王向荣唱得才是最动听的。


飞雪刚接触神府二人台,激动得不得了,简直不能自拔,反复听、反复记。我说你要是看过王向荣和邬果英他俩的带乐表演,包教你睡不着觉。要是能听到淡文兵参加的笛子伴奏声,那真是好听死人脑子了,那种享受你是想不到有多美的,那种美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能表达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春节就要到了,陕北人过春节,那是全国十大狂欢地之一。大家都得回家过年。我们三人来榆林差不多快三个月了。但我们的纪录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剩下的只有等到明年元宵节后。


春节期间,我带回了录音机。我们村里的人也知道我正在搞民歌采录工作,但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村有那么多会唱民歌的艺人。艾克高我二哥给我唱了好几首歌。他唱的“走西头(口)”也有十来段词,又给我唱“赵云截江”,也有好几段词,还有不少秧歌;艾克勤我二大哥是个老红军,当过排长,解放太原时伤残回乡,他给我唱“绣荷包”也有20余段词,还唱了一些革命民歌,如“敬茶歌”、“十劝当兵哥,”等;后村薛付光我三叔给我唱的“害娃娃”近30段词;薛应清唱得“五更鸟”我还从来没听过;还有薛逢成给我唱的“搭伙计”近40段词。我奇怪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人,而且都是些目不识丁的庄稼汉,怎么能记得这么多的歌词。由此看来,不论是那个村,都应该能找到好几个会唱民歌的艺人,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所采录的那几首民歌,那只是凤毛麟角,沧海一粟。至今我还后悔那些年没有再很好地深入到乡下去,多找几个艺人,多搜录几首民歌。


一九八一年春,靖边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云也被抽调来了,他是负责搞文字编辑和整理的,那时的人思想都很保守,凡有男女调情之类的歌词都认定是黄色的、不健康的。陈云就是负责改词的,凡是上述这些都要进行删改。有的整段删去不用,有的再添新词。现在看来,当时这种做法使好多民歌失色。因为艺人们传唱下来的那些认为不能用的酸词大部分都很生动、诙谐、幽默。经过删改,就大为逊色了。犹如“迎春揽工”、“牡丹花”等歌,把酸句都换成新词,少了许多趣味性。还有好些歌,当时嫌词太酸,就根本没录用,如:“公公烧媳妇”“舅舅挂外甥”“赵兰英”“凤英”等歌。还有的只用其中两段,其余有不雅之辞,全部砍掉。如:“牛黄砭打坝”“姐夫唤小姨”等歌,都看作是色情歌曲。当时,那个连邓丽君的歌也引起非议的年代,这些歌当然是没敢冒然刊登的。我至今还为这些歌曲未被选录 ,深感遗憾。


这年春季,全区在局长尚爱仁的倡导下,举行了一次“陕北民间艺术大赛”。每县至少有两名歌手参赛。以及民间舞蹈、说书等艺术表演。这次大会参赛者 很多,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热闹非凡。这次盛会上,我县选送的民歌手安艳萍和刘富荣都获了奖。我县盲艺人的说书“打宜川”也获了奖。


大赛进行了四天,我清楚地记得,在大赛最后一天夜里,各地 来的专家都带着录音机在一个大教室里围坐一圈,关上大门,让王向荣“放毒”,哪怕是灰色的、黄色的均可以在内部演唱。于是,王向荣就拿起一个手锣,在场内活蹦乱跳地跳开了神、唱起了神曲。


在这次大赛上,我为我的学生安艳萍选了三首歌:第一首是“走西口”;第二首是“抬花轿”;第三首是和刘富荣对唱的“捎金簪”。都是流传在我县的民歌。


“捎金簪”一歌,近年来在好多碟片中选录了这首歌,其词曲均无大的改动。


“抬花轿”一歌 ,是取其明快的节奏和欢欣的旋律。


再说“走西口”这首歌。我选这首歌是因其风格特殊。我们在全区采录的“走西口”,连同“走西口”戏曲,少说也有70余首。但我县的这首“走西口”,旋律委婉,音乐风格连续大跳下滑,给人以无限凄凉和无可奈何之感。这首歌原唱是我县马岔乡续家湾艺人续丕成,原词只唱了三段,是张勇和续甫雄二人在80年秋采录回来的,由我记录的。安艳萍当年报考音乐学院声乐系时,是我给她选的演唱歌曲。我把此歌填成五段词,在音乐上进行了一些小的改动,让她经过多遍训练。正好遇上地区的这次大赛,我就让她演唱了此歌。此歌唱出后,很受专家们的好评。安艳萍后来考上音乐学院,也就凭 此歌唱得好。可我翻开我们的《大全》时,注为:安艳萍演唱、霍向贵记。采录时间也记作1979年。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爬在桌子上的录音机前劳作。机械的操作和长时间的静坐,加上天气逐渐变暖,不着意,我的屁股上起了一个大褥疮。坐在那张硬木椅上,痛苦非常,我不停的变换坐势,有时干脆用大腿坐在椅塄上,以减少屁股着椅的痛苦。


接下来是省艺术研究所集成办的刘均平老师和杨璀老师来视察,检查民歌集成工作的进展情况。看见我们干的热火朝天,又看见那么多磁带和我们记录的大堆纸张,还听了部分民歌,很满意、很高兴。刘均平老师对我们说:“干得好,民歌集成搞完了,你们几个就都成了陕北民歌的专家了 ”。


“民歌集成搞完了,你们几个就都成了陕北民歌的专家了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们自以为就是专家了。因为我们对全区的所有民歌都反复听过数遍,经过认真推敲后才动手记录成草稿,然后再抄写的整洁清楚。俗话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我们不光耳听数遍,眼过数遍,而且手也过了好几遍。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陕北风格的音符,装满了陕北民歌。


春天过了,集成的记录工作也基本结束了,下来的工作就是复写三份报送省集成办审定验收。当年是没有复印机和打印机的,全靠人工用手 抄写或复写。我写的一手好字,参与了复写工作 。在装订时,我把每部分的标题下都插了图。我在“酒曲”那一部分插了一幅“东坡醉酒图”;“秧歌”部分插的是陕北秧歌的“ 二人场子”图。霍老师把材料送 省 回来后,高兴地对我们说,省领导看了后称赞“榆林就是有人才啊”。


省集成办审批时,将一些基本重复的歌又删了一部分,最后的工作就是刻印装订成册。因为我在书画和音乐方面都很特长,在上学时期、文革时期都有过不少刻印经历。刻印《集成》自然也少不了我。我刻印了酒曲、二人台、秧歌三个部分。我们把所有民歌分成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部分,其中包括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秧歌、酒曲、榆林小曲、二人台、宗教歌曲8个部分。共装订成8个册子,印30余套,分送省集成办、省艺术研究所、艺术馆。


1981年6月中旬,《中国民歌集成 (陕西卷)—榆林地区民歌选送稿》全部完成。


一部巨大的集成,从采录到编印成册,经历了两年多的辛勤劳动。里面付出了我们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尤其是我、申飞雪和李智三人,在地区招待所的硬木椅上坐了八个多月,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八个月的辛劳,得到了每人一套集成,并领到了600元的补助。当时,我全家6口人靠我38元的薪水和十余亩承包地来维持。两年没有好好种地,这600元对我全家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我、申飞雪、李智、陈云和霍老师,还有尚爱仁局长、高万舫馆长、李文荣等理所当然成了集成的编委。


看到现今的这部装印精致的《陕北民歌大全》,我心中却不免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理:高兴中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凄凉。


在这本《大全》里,产生了大量的编委会会员。我们无从知道在这本《大全》中他们付出了多少劳动和代价?霍向贵老师在后记里写了要感谢的许多人,并感谢他的妻子为他抄写 了大量的曲谱, 唯独没有感谢我们三人为这本《大全》所付出 的8个多月大量的劳动。应该说,《大全》的出版成功,除了霍向贵老师外,我、申飞雪和李智三人是功不可没的,《大全》的大半是用我们三人的汗水泡出来的。


当然,我也是高兴的,现在《大全》既已出版,而且编印的也相当精致,我们三人的功绩虽被埋没,但我们问心无愧。出版总比不出版要好,这对社会、对人类、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扬传承无疑是一种贡献。《大全》得到社会的好评,这说明我们的苦没白受、汗没白流,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肯定,我们由衷地高兴。


看完《大全》,还总觉得有些缺憾,似乎还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尚未收集在内:


第一,缺“陕北碗碗腔”。记得小时候就 看过“灯影戏” 、“布袋戏”,玩“灯影戏”“布袋戏”的艺人们唱得都是“碗碗腔”。其旋律婉转悠扬、煞是优美动听。我曾在清涧县文化馆的音乐干部韩世琦那里见到过他收录的简谱稿。后来在马倬和马西平编写的《陕北民歌》一书中的第三章第六节:清唱戏曲类中的第五小节,专门介绍了陕北碗碗腔,并例举了其中的四个唱段,即大起板、小起板、二幸子和唱段。“碗碗腔”在陕北流传甚广,是人人皆知的一个音乐大系,所以,应该收集在内。


第二,《大全》在丝弦小调这一部分中只介绍了榆林小曲和二人台,但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尚未收录其中。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在榆林民间流传甚广,有时还能登得了大雅之堂。虽然这两部分都有专著出版,但作为《大全》,应该予以介绍。


第三,《大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涉及,即“洛川曲子”。“洛川曲子”有其特殊的地域特色,其音乐既象陕北说书又象关中眉户,这样特殊的丝弦小唱在《大全》中亦不应该丢失。


第四,在《大全》中,有好些民歌是根据歌词内容归类的,其题目命名很难表达其音乐内涵,如345页的“闹五更”一歌,根据其音乐明快跳跃的节奏,应该命名为《抬花轿 》,更能体现歌曲的精神风貌。


第五,《大全》中歌词,大都是陈云在1981年改过的新词,如能刊登霍老师保存在原始录音带上收录的歌词,就更能体现陕北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如《牡丹花》、《迎春揽 工》、《凤英》、《搭伙计》、《掐蒜苔》、《打酸枣》、《姐夫唤小姨》等,将部分酸词都砍掉了;还有《大女子告状》、《公公烧媳妇》、《舅舅挂外甥》等歌曲全部删除未录。这有失民间艺术的原始风貌,也应该说是一点缺憾吧。


第六,《大全》中刊登了一些道教音乐,还有祈雨歌、哭丧调、祭歌、神官调等。我曾在老君殿收录了一个基督教徒拓丁文的好几首基督歌。这类歌都是用汉语唱的,音乐风格基本为陕北音乐所同化。《大全》可能以为是另类而没有刊登 。事实上,这些曲调恰好体现了陕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


总之,我觉得《大全》只收录了陕北民歌中具有代表性曲目的一小部分 。我们陕北的民歌好比浩瀚的大海,《大全》只不过是这大海中一些精彩的浪花罢了。如命名为《陕北民歌集锦》,则更为确切。


另外,作为一个多年工作在民间文化战线上的音乐干部,我在自身的工作中也留下许多遗憾。我们的采集工作做的很不认真、很不扎实 。有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没有及时采集收录,而导致目前好多优秀民间艺术失传、流失。如,我县张生珠唱得“王祥卧病”一歌,只收录了一段词。有好些歌还有许多词未收录回来;“抬花轿”一歌也至少有五段词,未收录完整;记得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唱得“纺四娘”,大段连篇,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从纺四娘受苦受难被迫至死,死后又被盗墓人挖出还魂,好几十段词,可惜当年没有记录下来,到目前再也没找到会唱此歌的人;还有一次,在何集乡的玉皇岔,有个老头给我唱了一首“走西口”,其音乐风格很是特别,但我当时也没及时记录下来。80 年代末,地区艺术团的徐光明来我县南川来采录民歌回来,激动地对我说:“陕北民间的东西太多了、太精彩了”。总之,相对于陕北民间蕴藏的丰富艺术,我们见到的本来就很少,收录回来的更是少之又少。现在,好多掌握特技的民间老艺人都入土为安了,那些民间艺术珍宝也随之而消失了。作为一个第一线群众文化工作者,我们的工作确实缺憾太多了


我们榆林的民间确实蕴藏着许多许多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然而在当前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之下,民间的非物质文化大量流失,老一辈的优秀艺人也不断的离去,而且尚未出现一个新的优秀民间艺人的传承群体,民间艺术的传承几乎出现了断层,甚至流行歌曲大量地占据了我们优秀陕北民歌的演唱领地。


作为一个在基层文化战线上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普通文化干部,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焦虑而惋惜。我已年过花甲,再没有骑着自行车下乡去搜集民间艺术的能力了,也没有在硬板凳上连续坐上几个月的体力了。而每每回忆年轻时在民间艺术中激情奋斗的岁月,还是那么令人兴奋;每每听说周边的民间老艺人淡然归西,伤痛在心中不免油然而生。陕北民间艺术是热情奔放的,也是从容的。我深爱着陕北的民间艺术,也深爱着这片蕴藏着丰富民间艺术的土地。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我由衷高兴,我似乎看到了我们陕北民间艺术再度辉煌的曙光。这需要有一批为我们民间文化事业繁荣和振兴的年轻民间艺术家们献身到优秀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对民间老艺术家作品的保护和人格的尊爱。我由此而感慨:“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雒翠莲:《小姑听门》


 三月歌曲试听


陕〡北〡民〡歌

打造专业的陕北民歌社群

⊙本平台版权归「陕北民歌」所有

合作邮箱:1955194963@qq.com

艺术总监:薛九英

文字总监:白晓炜

轮值主播:伍和惠

值班编辑:吕永强

长按二维码 即刻关注

Copyright © 壮族民歌音乐网络社区@2017